北师大人在两会丨听听他们都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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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平：暗物质“捕手”上天入地 国际研究竞争“加速赛跑”
程建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主任程建平3日在政协驻地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介绍了世界前沿科学暗物质研究在中国的最新动态。他打比方说，中国暗物质的“捕手”已经“上天下地”，未来中国的研究有望引领国际。
“暗物质”被比作“笼罩在21世纪物理学天空中的乌云”。它就像“幽灵粒子”，是理论上提出的一种宇宙中既不发射光、也不吸收和反射光的物质。
程建平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科学家启动了对暗物质的研究。中国寻踪“幽灵粒子”，“天上地下”布有“重器”。上有遨游太空“取经”的中国第一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下有深埋地底2400米、为搜寻“幽灵粒子”遮挡辐射干扰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近年来，“天上地下”已取得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科研成果。
“不过，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团队宣称发现暗物质的存在。未来有两种可能，一是科学家发现证明其存在，一是研究证明其不存在。不论是哪种结果，都对既有物理学具有重大意义。”程建平说。
他说，搜寻暗物质，有点像区块链中的“挖矿”，或海上搜救做“排除法”的过程。随着参与搜寻者越来越多，“地毯式”搜寻范围也会逐渐缩小。
探测暗物质的国际团队进入了“加速赛跑”状态。程建平告诉记者，目前，全世界开展暗物质研究的主要国际项目组有十多个，竞争白热化。
去年，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暗物质实验探测灵敏度刷新国际水平。没多久，又被国外团队超越。“灵敏度水平是动态的，刷新这些动态纪录的频率越来越快。”
程建平说，实验室正在大规模建设扩容，二期工程有望在2021年正式投用。CDEX项目提出“吨级计划”，即探测仪器要从现有“公斤级”升为“吨级”，这意味着，中国对“幽灵粒子”的捕捉能力也将实现质的飞跃。
程建平表示，新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建成之后，将吸引更多的国际团队到此开展探寻工作。这里也将成为暗物质、中微子、核天体物理等世界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综合平台。中国科学家可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国际一流平台，联合国际同行，开展引领前沿研究。
借助全国政协平台，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完善健全国际科学家在中国开展科学实验的政策规章，例如大型设备出入海关、国外科学家在中国的医疗保障等，同时建议对项目人员其他软性支出给予财政支持。
中国能否在世界上率先发现暗物质？对此，程建平认为，能否率先发现，谁也不敢说，但机遇一定青睐有准备的人。他说：“实验越灵敏，发现的概率就越大。”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中新社记者 朱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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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茅：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 使企业更好地在市场当中进行公平竞争
张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北京师范大学1978级历史专业本科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第二场“部长通道”再次开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在“部长通道”接受媒体采访。
张茅介绍，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在机构改革重新组建的过程当中，继续大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在企业的准入方面，我们把企业准入的环节从七个变成四个，大大方便了企业的准入，去年我们新增市场主体2100万，增长11%。也就是说我们在商事制度改革以来，连续五年增长幅度在两位数以上。
“我们现在全国的市场主体达到了1.1亿，去年每天新增企业1.84万户，其中80%是服务业，特别是科研企业，互联网企业成为新业态，这些企业中，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 张茅介绍，大量新企业的产生，对于推动稳就业、促税收以及新旧动能的转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世行评价我国的营商环境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去年在营商环境的第一项，市场准入方面，我国进入全球第28位，一年提高了65位，这是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此外，在产品的准入方面，产批准入的许可，由38类降到了24类，许可的时间由60天降到了9天，使得我们的产品能够较快的进入市场。
张茅介绍，在食品、医药、医疗器械的审批方面，也简化了程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效率。比如商标审查周期，按照商标法法定是九个月，2017年达到7个月，去年达到审查周期六个月，这对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李克强总理又对我们提出了要求，继续拓展商事制度改革的成果，主要是大规模的推进证照分离，也就是说解决准入不准营的问题。” 张茅说，去年推进106项行政审批的改革分为四种形式，取消是一类，第二类备案，第三类承诺，第四类是优化服务，提高审批效果。
“今年我们要把全部的照前照后的行政审批，546项，全面在12个自贸区推行，我想这样就能够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更好的使企业在市场当中进行公平竞争。”
张茅表示，在商事改革当中，“放、管、服”实行了“两随机一公开”的企业新型监管制度，今年要实行国务院16个部门的联合“两随机一公开”检查，这既有利于促进企业自律，也大大减轻企业监管成本。“我们会按照政府工作的要求，今年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再进一步拓展成果，更好地为企业创立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文章来源：新华网、澎湃新闻
图片：田珍祥
海霞：大力推广普通话 助力脱贫工作
海霞：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主持人
北京师范大学2002级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开启。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主持人海霞亮相委员通道并介绍“推普脱贫”的工作情况。
海霞在采访与调研工作中发现，在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率接近75％的情况下，西部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并不高。“其实很多青壮年只要学一点普通话，就可以走出大山学习技术，带领全家脱贫。”海霞说。
海霞认为，没有好的语言老师是西部贫困地区人民学不好普通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她在做委员提案时，一直在关注推普脱贫。希望通过推广普通话来助力脱贫工作，提案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她介绍，从去年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汇集了央视、央广、国广三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们为中小学语文课本录制了标准普通话的示范诵读。同时，邀请专家级的老师为孩子们录制经典古诗文、好听的故事、童谣等。
据了解，“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国家语委合作的一项公益项目，该项目已被列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该项目为全国中小学生提供语文课文标准的普通话诵读示范，将有助于改变各地语文教师用“南腔北调”教授语文课文的局面，使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听到标准的中国声音、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
“有一天我带贫困地区孩子们到清华大学去参观，有一个小同学就主动来找我聊天，他说：海霞老师，我觉得北京真美。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考到北京来上大学，然后回去把我的家乡建得跟北京一样漂亮！”他还给海霞展示了一幅画，画上是理想中家乡未来的样子，有高铁、飞机场，还有很多高楼大厦。“我想这不仅仅是孩子的梦想，更是他的志向，有了这样的志向，我相信他和他的小伙伴一定会把家乡建设得非常美好！”海霞说道。
此外，海霞认为5G新媒体技术将为推广普通话带来极大帮助。未来在VR等新技术的加持下，播音员主持人可以带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学生一起早读、共同聆听晚安故事，尽管远隔万里，却可以面对面交流、学习。“我相信通过普通话的普及，各民族的孩子就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海霞说。
文章来源：央广网
张丽莉：让残疾人的人生更美丽
张丽莉：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残联副主席、中学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2013级特殊教育专业博士
再次见到“最美女教师”、全国政协委员张丽莉，她脸上依旧洋溢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她和其他委员一样，脚踏实地，建言献策，履职尽责。
她和其他委员不一样，她的目光更多地锁定了残疾人这一特殊的群体。
2012年5月8日，生死关头张丽莉舍身救学生，被迫高位截肢。她用大爱谱写了一曲生命赞歌，她用行动为孩子们上了人生最美的一课。
从此，她走下了讲台，开始专注于残疾人事业。张丽莉说，这只是角色的转换，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过去是为学生和家长服务，现在是为残疾人服务，只要有一腔热情在，做任何事情都会得心应手。
今年张丽莉交了十份提案，这是她作为政协委员上交的一份沉甸甸的作业。其中有三份关于残疾人的提案，包括推进公共文化及旅游风景区等场所有效识别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改进助残设备航空运输服务、适应残疾人需求完善网络购买火车票方式等。她希望残疾人生活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张丽莉手拿提案，为我们讲述提案背后的故事。这一年，她做了大量的调研。除了上下车不是很方便，她觉得走到残疾人朋友中间，体会他们的冷暖，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是她的日常工作。她说，“把自己关在舒适的办公室里，那不是我们为残疾人工作的状态。”她亲眼看到贫困残疾人的艰难生活，这让她陡增了为残疾人代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提出的三份关于残疾人的提案，都是在做了问卷调查之后表达的残疾人的心声。
张丽莉说，省残联有自己的服务品牌“爱得其所”。实施“爱得其所”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助推农村厕所革命，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重点进行残疾人家庭厕所改造，这是一件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大好事。这样好的服务品牌，我们要把它做实做好做牢靠。她本人更是出资十万元，助推这项工作的进展，为残疾人家庭献上一份爱。
“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正是经历了风霜雨雪，张丽莉见到了别样的彩虹。她说自己特别幸运，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新时代新使命，她要扎根基层，把自己的工作做实做细，真正履职尽责，书写多彩人生。
采访结束后，张丽莉挥手和我们告别。虽然她坐在轮椅上，但感觉她是一个“巨人”。
文章来源：黑龙江日报
作者：王玮 彭溢 蒋国红
迟子建：文化交流最入人心，应将“文化兴边”列入规划
迟子建：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
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成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北京师范大学1985级文艺学硕士
3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迟子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她今年拟对振兴边疆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能够在下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将“文化兴边”列入，统筹布局，依托文化旅游，振兴边疆，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边疆发展一直非常重视。”迟子建说，改革开放后，由于政策、地缘、气候、交通、受教程度、人口密度等诸多有利优势，东南沿海和东部省份的经济迅速崛起。
她表示，相比之下，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的部分省份和地区，譬如黑龙江、内蒙古等，由于国家政策性扶持相对较少、交通不便、气候较差、人口稀少、受教育程度较低等因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而这些边疆省份面积广大，资源丰富，少数民族聚集，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如果能发挥文化旅游合并后的优势，总体布局，实施‘文化兴边’战略，这些省份的腾飞指日可待。”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迟子建说，中国这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和地区，自然风光最为壮丽妖娆。在这些地区做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基础薄弱，还会危及生态，浪费资源，不切合实际。“而这些地区厚重的历史，独具特色的文化，与自然风光相生相伴，特征鲜明。”
她建议相关部门对边疆地区的文化资源，做一个整体梳理，以利政府在对边疆省份和地区做文化投入时，能够统揽全局，突出重点。
“文化交流是所有交流里，最深入人心的交流。”迟子建称，经济欠发达地区，都处于边疆，与俄罗斯、蒙古等多国毗邻，在文化上相互影响。“要发掘我们的文化，同时注重与邻国的交流，利用口岸，定期举办互通互融的文化活动，既可繁荣边贸，又能改善和提升与邻国的关系，起到稳边固边的作用。”
此外，迟子建还建议政府应加大对边疆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打开更多与外部世界互通互联的通道。为防止人口大量外流，政府要重视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同时加大国家级艺术团体与边疆省份和地区的交流互动。
文章来源：新京报
记者：何强丨编辑：贾文程
徐旭东：应制定内陆水体生态评价指标
徐旭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1982级本科
“水质只是自然水体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仅靠水质来评价湖泊、河流的生态环境是不够的。”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提出提案，建议制定内陆水体生态评价指标。他表示，应在水体植被盖度、浮游植物和微生物群落、水中和底栖动物组成等方面，凝练出一套易监测、可考核的核心指标，与水质指标协同运用。
目前，中国仅依据水质指标，评价水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化学指标体系几乎没有生物因子，不能反映水体生态状况。没有生物不能叫生态。”徐旭东对财新记者表示，水是不是安全健康的，生物的生存状况是最好的指标，让生物出来说话，就要加上生态指标。“在水里，鱼类种类数量比历史上有没变化？底栖动物种类如何？藻类的情况怎样？这些更直接证明水是不是适合生物的生命活动需求。”
徐旭东介绍，健康的自然水体孕育着各类动物、植物、微生物，这些生物的生命活动驱动着水、底泥、大气之间的物质循环，形成自我净化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水体才真正形成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和良好的自然景观，即使在生物群落的季节演替中有个别水质指标短暂超过水质评级的数值范围，也将自然恢复。相反，一些靠高成本手段维持水质的水体，即使表面上达标，实际上不具备健康的生态系统和良好的自我净化能力。
然而，目前各地对湖泊、河流的治理目标执行的是2002年颁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主要涵盖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磷、总氮、部分重金属、溶解氧等物理、化学指标和大肠杆菌卫生指标。这一标准对于水质评价来说易于监测和比较，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徐旭东表示，依据目前评价水质的标准，一些地方对于受污染水体的治理往往停留于截污和围网拆除，拒绝进一步的生态修复措施；有的地方甚至简单地采取换水和固化岸坡等办法，为了快速实现水质达标而破坏生态。
为此，他建议在现有水质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内陆水体的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在水体生态评价标准和综合评级办法的制定方面，他建议由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以及高校的科研力量研究制定标准。在水体植被盖度、浮游植物和微生物群落、水中和底栖动物组成等方面，基于生物调查、遥感、DNA监测等技术手段，凝练出易监测、可考核的核心指标；与水质指标协同运用，设定生态评价指标应用范围和综合评级办法。评级不是依据各单项指标的简单递减、递增或赋分加权，而是依据水体演变规律，以及地域和水体生态类型对水质和生态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可考虑运用智能数据处理技术。
就生态评价标准和综合评级办法的实施而言，他认为推行生态评价标准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选择有地域代表性的省市做三年试点工作，试验新评价体系的可行性和效果；同时，作为参考评价标准在其他地区推广，即在其他地区仍以水质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但可参考生态评价结果加以权衡纠正。在第一步发现的问题应加以修正和补充。在试点试行的过程中，开展生态监测技术培训，使各地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履行职责。在此基础上，第二步是把水质和生态的综合评价作为硬性的考核依据在全国实施。
最后，他认为，在制定和推行生态评价标准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发展和推广水生态修复技术，努力促进技术流程的标准化和向环保企业的转移转化。不仅要让水体生态可评价，还要让生态修复可实现。
而与水质指标体系的检测不同，生态指标的检测不像化学指标的检测那样做一个反应或者用仪表测试，就马上产生数据。生态指标数据的收集需要生物调查、分子生物学检测，甚至借助遥感数据。“所以技术上稍难一些，但是经过指标的遴选、技术的规范化和培训，都是可以为基层环保人员掌握的，或者委托专业服务机构完成的。”徐旭东说。
目前，欧盟和美国、韩国，都已建立了水体的生态指标评价体系。徐旭东介绍，这些评价体系都是在行为、种群、群落三个层次上，利用生物或生态指标评价水体。譬如，对于河流，用鱼类、底栖动物、硅藻指标进行评价，对于湖泊湿地，还增加了植被情况和叶绿素a水平进行评价，甚至利用动物的行为、毒理响应对水质安全进行评价。
文章来源：财新网、长江商报